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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媒体报道简单化倾向——“隐蔽性失实”之

admin   2019-03-25 07:18   来源:未知 关闭窗口

  概念是人们面对大千万象作思考的产物,反过来用以更好地归纳和理解大千万象。它始终并只作为工具存在,并且只有在能够更好地、更简洁地概括现实时才获得存在的理由。好的概念是在充分考察现实基础上得出的思维精粹,应当有助于人们理解过去、把握现实、预测未来,是一整套理论的构成要素;而坏的概念,则因为其削足适履,因而显得苍白乏力,难以为用。而“隐蔽性失实”,正属于坏的这一类。

  郝雨、马蕴刊发于《新闻记者》2007年第3期的《新闻报道中的隐蔽性失实》一文对“隐蔽性失实”概念解释道:这类新闻“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它的基本内容也的确并不全部来自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其“往往是在一些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一定的主观臆断的成分,凭想当然地对现有事实加以延伸和扩展……”但事实上,真正“完全无中生有”,“全部来自向壁虚构、闭门造车”的虚假新闻,除非“愚人节”故意造假恶作剧,当今社会里,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一方面,任何虚假新闻想要获得“新闻”的外衣,必然会带有某些真实可信的素材和成分,诉诸人的常识和理性,否则无法取信于人①;另一方面,新闻的刊发要通过记者、编辑等重重“关口”,如果毫无真实要素,这类新闻也难以出笼。

  第一种“先入为主型”,作者举德国汉学家顾彬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金巧巧未曾网上征婚案例。可问题是,如果顾、金二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表达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两则新闻就是歪曲了本意,就是虚假新闻,何来“隐蔽性”?第二种“‘合理想象’型”,作者举房地产开发投资幅度趋缓、邻居节、众多世博研究机构成立等案例。然而,这却谈不上失实,因为房地产价格究竟是否回落、邻居节是否源于“街坊互助”、研究机构是否有用,都要通过事实来加以检验。事实都未发生,何“失”之有?如果记者没有在新闻中呈现这些事实,就武断给出论述,那是记者的业务素质问题;第三种“暗示诱导型”,作者举房地产公司软新闻案例。这干脆就是软广告,不是新闻,更谈不上什么失实新闻了;第四种“数据非典型型”,作者举作家富豪榜的例子,说“有的干脆就是人为制造的数据或起码是通过人工干预而形成的数字”,既然数字不实,这也就是虚假新闻;第五种“理想愿望型”,作者举和平公园读报的案例,这也不能说是失实,更何况也不隐蔽,因为一眼就看出来(作者自己表示“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察觉强势话语对传者和受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还有“借题发挥型”,但作者没有举例。

  可见,“隐蔽性失实”概念不管在确立研究对象,还是在分析研究案例,乃至在探讨现象成因上,都显得支离破碎,难以自圆其说。

  其实,早在2004年,丁柏铨等就曾发表《新闻报道中隐性失实的成因及规避》②,文章列举了五种造成隐性失实的原因,也指出了五种规避的办法。其中不乏切中当下新闻界一些不如人意现象肯綮之处。但在具体分析时,同样容易在研究对象、案例和成因方面出现混淆,常常“越界”而涵盖了坏新闻的几乎一切弊病。正因此,该文归结的规避办法,也就仿佛一本典型的新闻实践教科书,并非仅仅针对“隐性失实”。

  此外,刘晓玲在《新闻的隐性失实》③一文中则将编辑、记者的“非故意”视为判断“隐性失实”的标准。标准简明,但也有所偏颇。因为在新闻操作实践中,恐怕并非那么判然两分,且在实践中也缺乏操作性和抓手。

  之所以造成上述种种矛盾和难堪,就在于作者没有厘清虚假新闻(或称“显性失实”)与“隐蔽性失实”的关系。而之所以难以厘清,还是因为“隐蔽性失实”这一概念工具的乏力:它要么不得不把新闻实践中出现的瑕疵一一囊括,却不能进行有效的归纳总结;要么频频越界,与“虚假新闻”本身出现交叉。

  如果对“隐蔽性失实”概念作以同情性理解的话,它似乎要表明的是:新闻报道中“某些要素”的失实,或者说是“某些要素”的缺席,导致了“失实”的可能。这种缺席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根据程度不同决定了一条新闻的命运。如果是关键性的缺席,则可能让一条新闻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是无关大局的,则顶多是业务探讨中可以进步的余地。

  限于人类对外界反映的努力的终极局限,④要素缺席是必然的。站在一个层面上看是完备的,站在另一个层面看可能是缺席的;站在这个时候看可能是完备的,站在另一个时候看可能是缺席的。因此,关键并不在于“缺席”审判,而是对“在场”的考虑———什么在场,为什么应该在场,怎样在场,在场说明了什么———这些才是衡量新闻报道成功与否的标准。毕竟,缺席者众多而无穷,在场者稀少而有限。⑤

  “隐蔽性失实”概念固然有以上所说的种种不足和缺陷,但这是由于其先天不足造成的,并没有否定这一概念的制造和使用者试图通过它所透露的、所担忧的、所欲改变的新闻现状。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由于把握到了新闻实践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对此有着深刻的关切和思考。这里笔者并不试图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概念来和“隐蔽性新闻”一争短长,而只试图对它所征伐的状况作一个扫描,而扫描的关键词就是“简单化倾向”。简单化倾向,可以说是当代媒体报道的顽症。

  新闻,是今天的历史,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再造和重构。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趣味、不同的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构造法,都会作不同的选择和舍弃。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有1000个记者就有1000种新闻报道。但是,这种论断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即:每个记者,都负责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将自己的劳动附加在新闻事件原材料中,从而赋予其新闻价值,并取得对它的“所有权”⑥;同时,每个媒体,都在市场上进行充分的细分定位,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群,都希望能够拿出最适合自己读者口味的产品。正因此,“独家”才永远构成媒体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如果媒体都发出几乎一样的声音,看了一张报纸,就知道所有的内容,呈现在新闻视野中的世界就是单一的、平面的、黑白的。

  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给了新闻以色彩斑斓的空间,也给当代媒体展身手的机会。无数的报道内容、体裁、题材、层次、个体开始进入新闻视野,开始获得其新闻生存。与此同时,新闻操作中的“简单化倾向”却也开始作为新闻自身的一颗“肿瘤”生长起来,并进行自我复制,从而将丰富的世界单一化,立体的社会平面化,多样的题材庸俗化。就像一段顺口溜说的:

  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表面看起来,这种讽刺所及的还只是报道文字使用层面的“八股”,但事实上,文字背后所反映的,正是许多媒体报道中的“不假思索”和“理所当然”所造成的类型化报道窠臼。这种类型化窠臼,在当代媒体报道中,已经从以往传统的“”、“政府”领域越出,开始向经济、娱乐、社会、体育等门类蔓延。⑦

  比如说,一提到高科技、一提到自主知识产权,就似乎一定是正面的,不管是不是真自主,也不管自主之后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就一味吹捧;一提到海归派、归国创业,就一定是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也不管其中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再比如,一提到白领,似乎就代表着高收入、高素质,代表着社会精英形象,而进城务工人员、普通劳动者,就意味着素质低下、文明程度低。还比如,娱乐新闻中似乎除了“绯闻”、“”等下三路的东西,除了明星的私生活,就再没有其他内容可以报道,以至于明星和经纪公司也谙熟此道,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迎合、炒作。

  服务公众的媒体,为什么热衷于提供给受众单一化、简单化的精神产品?因为这样的操作方法最简单、最方便、最快捷、最安全。借助这种简单化手段,媒体似乎已执新闻之牛耳,然而受到愚弄的却是广大受众。

  造成简单化倾向的原因,既根植于人性深处,也源于竞争现状、媒体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并且两者互相纠结,互为表里,构成了新闻人最迫近、最切肤的生存状态。以下试分而论之:一方面,是从业者在媒体工作中抄“思想近路”,对纷繁芜杂的事件和现象缺乏足够的耐心和诚心,试图用最简单的逻辑来作反映和表现。人容易走最近的路,倾向于采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工作,因循守旧。因此,要打破既有的工作模式和思维模式很难。在累积了相当的工作经验之后,对于一个新闻事件,能不能报道、包射网怎样报道,每个从业者都有自己的一杆秤和一套熟练操作的模式。这既是可贵的新闻经验的积累和保证,但同时也构成了追求进步的桎梏。采编过程中,由于每天接触的事情具有雷同性,成为常规,因此单调和无聊难免会成为主宰,以至于以“敏感”为第一要务的记者编辑,逐渐也失去了敏锐的新闻嗅觉,倾向于保守和谨慎。这恰恰是新闻工作者的最大致命伤。在这样的从业者眼中,新闻也只是往返重复而已,一年到头,几个节点,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有的甚至出现改改时间、改改人物,继续管用的情况。

  事实上,既然从事新闻这一行,就必须保持24小时全天候的高度警觉心,时刻为了求新、出新殚精竭虑,才能拿出出手不凡的报道。简单化操作中诞生不了优秀报道和优秀记者,而任何一篇优秀报道或一个优秀记者,也都是因为在持续不断地克服“钝感”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超越。为此,以下这些问题值得思考:昨天不能报道的,今天能不能?这样不能报道的,那样能不能?直接不能报道的,间接能不能?公开不能报道的,内参能不能?这种方式能报道的,换种方式是不是说得更好?这些信息源可以接触的,多一些是不是更好?等等。如果经常能够多问几个“能不能”和“是不是”,或许就会在新闻实践中发现完全不同的天地。

  另一方面,当代媒体激烈竞争和媒体人日渐艰难的生存状态也让其容易选择简单化的工作思路。竞争激烈,各家媒体对于抢发新闻的强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短平快”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旋律,媒体的筛选越来越简化,并因此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厚度,同时也成了新闻雷同的重要原因。

  此外,大量媒体从业人员凭稿费吃饭的“工分制”等分配办法也决定了其行为的短期性和简单化。这样的制度产生了“求质不如跑量”的怪胎,使“十年磨一剑”成为稀有现象,尤其在长稿、特稿写作中,出现了“耗不起”的情况。即便有长稿、特稿,也大多是掺水增肥、复制粘贴,成为急功近利的敷衍之作。

  新闻是“跑”出来,是实践的艺术。尽管现在有了电话、电子邮件等种种快捷方便的采访手段,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能够亲至现场,总是一篇好新闻产生的最扎实的基础。即便不能到现场,或者只能通过间接手段进行采访,也要能够拿到第一手的、属于自己的新闻素材。只搞“拉网小调”,只用剪刀浆糊,就不存在采访,也就取消了作为记者的生存之本。

  一定程度上,新闻,甚至有些像传统的手工艺,需要老一代的记者编辑传、帮、带,手把手、肩并肩,培养出优秀的“学徒工”,进而成长为“老师傅”。当今媒体的浮躁和简单化倾向,忽略了这方面的实践培养和梯度建设,实习生顶半边天,有稿子就上,甚至出现了在“争”版面的过程中,“学徒工”照样“乱棍打死老师傅”的现象。

  掌握了素材,买回了菜,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这些素材的问题。同样的素材,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的运用方式,也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新闻效果。这就需要从业者善于变换自己的思考方式,勤于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学会多种角度、多个层次看问题,掌握诸如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局部看整体等思考方法,从而不会被一时一地一人的说法所“迷惑”,给受众提供一些不那么确切的信息。

  新闻,并不仅仅存在失实和不失实两种,在“不失实”新闻中,还存在许多梯度和层次。不同的思考方法,能够带来不同的新闻表现手法和阅读快感。你往往无法判断,哪个新闻更不失实一些,但是,你可以从中断定,哪个新闻更好一些⑧。没有这些方法作保证,没有深刻的思考能力,光占有材料,就难以避免简单化倾向,也难以避免出现某些关键性要素的缺席。

  媒体对于受众口味和自身定位要有清晰的判断和认识,知道受众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够提供什么,知道怎样去引导受众、感染受众,从而克服简单化倾向。当下简单化倾向造成了一种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媒体和受众的双向贬低:贬低受众的品位,认为他们只需要那些、凶杀、暴力、逻辑简单的报道和题材;可以不负责任地提供精神产品,认为只有假、恶、丑才能够吸引眼球,才能获得自己的市场生存;忽略和忘记了自身提供真、善、美的能力和责任,也忽略和忘记了真、善、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引导和提高人性方面所应该起的作用;这在贬低受众品位的同时,也在贬低媒体自身的品位。受众也时刻用自己的眼光来衡量媒体,确定媒体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我们国家,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除去新闻的一般作用外,还行使着较为特殊的职能。受众看待媒体,是将媒体也当作党和政府的代言人,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威和严肃性。因此,双向贬低只能让庸俗之风大行其道,也让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损害。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对新闻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新闻工作中,一项真正出色的成就所需要的‘才干’,同任何学术成就所必需的才能绝对不相上下”⑨。新闻,并不那么简单;简单化地做新闻,也必定不能取得真正的成绩。在媒体多元化、受众多元化的今天,尤其对从业人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只有加强和注重这方面的自我建构和完善,才能直面这个挑战,并不断顺利作出回应,从而完成媒体进步的华丽转身。■(作者单位:新民晚报)

  ①比如,哪怕关于外星文明的一些被证实为假新闻的报道,也同样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理。这一点,好的科幻小说家也承认。其实,哪怕最虚幻的奇幻作家,作品影子中,也必然有现实的反映,顶多是歪曲的、变形的反映。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清楚的论述。

  ④人类对于现实的反映,必然是带有偏差的。纯粹客观,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记者以客观报道为己任,但是,从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怎么报道开始,就已经有了主观的选择。

  ⑦实际上,传统的政府、领域也在开始克服这种“简单化”的媒体操作方式。以前各种会议和领导出席的活动,流行统发稿,各报各媒体大同小异,其后果便是毫无可看性,既对读者不负责任,同时也占用和浪费了大量的公共媒体资源。许多地区目前已经开始尽量减少统发稿,在确保正确的导向前提下,鼓励各媒体采写富有各自特色的稿件。

  ⑧从好和更好的角度去判断媒体报道,或许比用“隐蔽性失实”的指责显得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一些。这也就是前文所说,以“在场”的要素来判断新闻的价值。